第五十四章 除了反映生活,还该有什么作用?
约翰罗德里格斯的《纽约时报》报道见报当天,爱荷华大学东亚系教授金介甫就找到了萧潜。
这位以研究沈从文闻名的汉学家,手里攥着报道剪报,语气里满是急切:“萧,我必须读到《红绸》原文——报道里说它‘解构战争叙事’,这正是西方汉学界忽略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。”
金介甫(JeffreyC.Kinkley)是美国著名汉学家、历史学家与翻译家。
并非华裔或者华侨,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。
金介甫与沈从文研究的结缘,始于1972年哈佛大学求学期间。
当时,他受导师推荐阅读沈从文《边城》,被其笔下湘西的文化肌理与人性深度吸引;又通过夏志清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及哈佛图书馆藏的民国文献,发现沈从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文坛地位,与国内文学史对其边缘化的定位形成强烈反差。
这一发现,成为他深耕沈从文研究的最初动力。
前年,他以博士论文《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》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。
可以说整个美国他都是对汉文化最了解的一拨人。
他深深的好奇着,这样的中国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能写出现代化的作品?
这不科学!
萧潜微微一愣,说实话他对许成军并不算了解。
1979年2月,中国作协正式为萧乾正名,这也使他能够重新活跃在大陆文学圈。
同年8月,他应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赴美访问。
所以他与许成军在国内声名鹊起的阶段并没有重迭。
甚至在和美国记者说完“许成军《红绸》”之后,他还有些隐隐的后悔。
如果这是个酒囊饭袋呢?
好在记者采访之后他就立刻读了许成军的《红绸》。
想起三天前面对美国记者的犹豫,萧乾不禁失笑。
当时他怕许成军撑不起“堪比世界名篇”的评价。
《红绸》的好,不在“堪比谁”,而在“成为自己”。
它有沈从文笔下的“人性微光”,却比《边城》多了时代的重量;有鲁迅笔下的“清醒”,却比《狂人日记》多了份对未来的期许。
“要是从文先生还在文坛,怕是也要为这年轻人当旗手。”
当时,萧乾拿起钢笔,在空白处写下和王盟在不同时空却又论调相同的评价。
“20岁能写出‘记忆的重量’与‘未来的温度’,此子可畏。《红绸》之妙,在‘不偏不倚’——不回避战争之痛,不放弃人性之暖;不否定时代之重,不淹没个体之轻。中国现代文学,总算有了敢‘破局’的新人。”
面对金介甫的不断询问,萧乾也是无奈,只得拿出从学生那要来的《清明》原稿。
“Kinkley,说实话,我对许成军其人并不足够了解,我只能把他的作品给你。”
金介甫翻了个白眼:“shit,我就知道,但你说他的作品堪比名篇!”
萧乾:“这我确定啊~”
我刚看的~
金介甫:“好吧,我回去看看这个许成军能写出什么!~”
等会~
“holishit!这作者才20岁!萧,你虽然比我年长,但是也不能逗我玩吧!”
萧乾:“嘿!Kinkley,眼见为实,什么时候以年龄论高低长短了!美国最近不出了不少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么!”
金介甫:“你们的社会形态就很难出天才好嘛!算了,我看看他的作品!”
一回到家。
金介甫就把许成军的《红绸》忘到了一边,等忙完了第二天的教案,看着桌面的画着红绸的《清明》封面。
鬼使神差的拿起了这本书。
‘我大概是疯了!会相信20岁的中国人能写出世界名著!shit!’
结果,他越看越是入迷。
这战争还能这么写?
虽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作者对于战争的描述,
比如约瑟夫海勒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揭露美军内部“用规则套牢士兵”的荒诞。
库尔特冯内古特《五号屠场》以美国士兵比利的“时间穿越”视角,碎片化呈现Dresden大轰炸的残酷,没有英雄冲锋,只有士兵在废墟中捡假牙、躲在屠宰场冷藏柜里求生的荒诞场景。
《红绸》依然是在塑造英雄,但是英雄有血有肉。
英雄是这场战争背后的每一个个体。
英雄来自人民,伟大出自平凡!
更何况在其中,通过与阮文孝的镜像视角,以“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,现在为什么打我们”的荒诞。
不回避战争的本质,不拒绝战争的内核。
用东方哲学塑造“小人物”的迷茫、恐惧、罪恶感,对抗了传统战争文学的“崇高感”。
佳作!
不对,真的有机会成为名篇,这是世界了解东方的最好的渠道。
这是中国的现代文学。
金介甫觉得自己疯了!他特么竟然想要研究一个20岁的年轻人!
fuck!
我的沈从文呢!
为什么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!
接下来的半个月,金介甫几乎住在办公室。
没事烦一下萧潜。
让他解释一些这本书的“中国”内容。
他一边对照字典逐字翻译,一边联系东亚系的翻译团队,还特意请萧潜帮忙核对“三线建设”“猫耳洞”等中国特有的词汇。
译稿里是“UnbrokenRedSilk”的译名。
1980年1月,金介甫带着30页译稿初稿,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。
在“中国现代文学”分会场,他把《红绸》与海明威的《永别了,武器》并置分析:“海明威写战争里的逃离,许成军写战争里的困惑,前者是‘西方英雄式’的反抗,后者是‘东方普通人式’的追问,两者同样深刻!”
这番话让台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玛莎纳斯鲍姆眼前一亮。
她负责“亚洲文学新锐”丛书,正愁找不到能打动西方读者的中国当代作品。
散会后,玛莎立刻拦住金介甫:“教授,我要全译本!”
——
时间回到12月18日。
许成军刚挂断陈登科的电话,陈大主席热切地跟他说了许成军《清明》第二期取的的好成绩。
首周,《清明》第二期全国卖出5万余册。
后续随着口碑发酵,尤其是王盟的公开站台。
红绸还有要持续发酵的架势。
陈大主席话里话外满是“你这《红绸》要火遍全国”的兴奋。
他投资对了!
拨乱反正也是正嘛~
没等他缓过劲,陈登科的电话又过来了。
说作家出版社、新华出版社、战士出版社三家都找来了,想抢《红绸》单行本的出版权,条件优厚!
这1979年,能让三家出版社主动递橄榄枝的青年作家,许成军还是头一个。
其中,战士出版社更是给出了承诺,如果交给他们印刷,部队会直接预订5万册,发放全军。
5万册!
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能取得的相对好的成绩了。
1979年,叶君建的长篇《火花》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印数才为2.2万册。
不过许成军也没着急答应。
《清明》还得在全国再卖一阵,才可能出单行本。
下午,许成军应华东师大徐忠玉教授的邀约前往华师开一次讲座。
以作家的身份。
介绍创作经验和分享创作思路。
题目自拟。
徐忠玉教授本来与许成军也是萍水相逢,但是jyb委托华师中文系举办全国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骨干教师训练班,徐忠玉教授遍请全国名家如郭绍俞、程芊帆、钱鈡联、吴祖缃、王员化等来谈他们擅长的学问和课题。
王员化推荐了许成军。
于是月初,徐忠玉教授亲自来到复旦拜访朱冬润,并提出邀请章培横、许成军参加训练班。
徐忠玉教授是中文系主任,今64岁。
一些观点其实是和朱冬润相左的。
但是,和许成军一见面就详谈甚欢。
当着朱冬润和章培横的面,徐忠玉也提到他的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想法。
徐中玉提到:“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展开,人们将越来越明白,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,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,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,而最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无疑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。”
朱冬润和章培横对于这样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。
这不是他们的研究领域。
作为关门弟子,许成军自然该站出来得站出来。
许成军:“徐先生您提出‘群众是文艺权威评定者’,这在当下是打破文化专制的关键。但从长远看,‘实践检验’或许不止于‘作品是否符合群众当下审美’,更该包含‘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里的实践迭代’。
比如1979年群众喜欢的反思类作品,到了20年后,年轻人可能会从‘历史记忆’转向‘个体价值’的追问,若作品只停留在当下的情感共鸣,未留下思想留白,可能会在新的实践中失去生命力。”
徐中玉眉头微蹙,指尖轻叩桌面:“你说随着时间迭代有道理,但群众的评定如何跟上这种变化?总不能让一部作品反复接受检验吧?”
“这就需要把群众评定从被动反馈变成主动参与。”
许成军语速放缓:“您看现在,群众多是通过报刊评论、剧场掌声表达意见,可未来会有更具体的渠道:比如在工厂、学校设‘文艺议事会’,让工人、学生直接和创作者对话,不仅说‘喜欢什么’,更说‘需要什么’;
甚至创作者会和群众一起生活,让作品里的实践,本身就是群众参与的结果。这样的检验,就不是作品完成后找群众打分,而是群众和创作者一起完成实践。”
徐中玉眼中闪过亮光,身子微微前倾:“那你觉得,文艺在这种共同实践里,除了反映生活,还该有什么作用?”
“是赋能实践。”
“赋能?”
许成军语气坚定:“1979年大家盼着改革开放,可很多人对‘改革’是陌生的——农民怕包产到户不稳,工人怕工厂改制丢工作。这时文艺不该只写‘改革多好’,更该写农民纠结时的犹豫、工人转型时的努力,让群众在作品里看到自己,明白‘改革的实践里有我的身影’,进而敢去尝试新的生活。这时候‘群众评定’的标准,就从‘好不好看’变成了‘能不能帮我更好地活在时代里’。”
徐忠玉一时间为之折服:“许同志的思路真的出奇不易,眼光长远。”
许成军:“我只是站在像您和老师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。”
徐忠玉:“成军同志,我郑重的邀请你参加明年3月的训练班,同时邀请你来华师进行一场关于文艺作品赋能实践的讲座。”
人捧人高。
到华师校园一行,许成军还带个小跟屁虫。
许晓梅近来学习渐入佳境。
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许成军主张劳逸结合,在讲座之前,徐忠玉教授提到华师下午有一场上音交响乐团的交流演出,给了他两张门票。
许成军第一时间就想着把这妮子带出来见见世面。
一直在图书馆闷着看书也不是个事。
“哥,交响乐有啥好听的!我得学习!你带嫂子来就行了,叫我干嘛!”
“我都快两周没见你了,别老闷头学习,回头咱妈再说我虐待你!”
“诶呀!不能啊!”
“行了,出来都出来了,听听吧~当给哥个面子?”
许晓梅撇撇嘴:“你的面子可没有我的服装设计梦大!”
这边许晓梅不停的嚼着舌头。
那边,郭豫是带着孙禹到东校门接许成军。
孙禹跟着徐中玉见过许成军,他是徐中玉门下首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生。
说起来,徐中玉教授今年9月首创“文学作品可替代毕业论文”制度,培养出赵丽宏、孙禹等作家,催生“华师作家群”。
年初孙禹完成短篇《年轻的朋友》,发表于《收获》1979年第3期,靠着这篇作品顺利入校。
和许成军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,对许成军也是一直是旧闻大名,未见其人。
郭豫是是华师中文系副教授,明清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者,也是著名的红学家。
他对徐中玉安排的事并不知情,属于临时被拉了壮丁。
徐忠玉有事,不好亲自来接。
孙禹分量跟许成军不够对等,拉个46岁的副教授就看起来适配点。
中国社会对于人情往来的事安排的还是明明白的。
孙颙比郭豫适要激动些。
见远处两个人影走来,前面那位穿浅灰色夹克的男子身形挺拔,身后跟着个扎马尾的姑娘。
他立刻凑到郭豫适耳边:“郭教授,瞧着该是许先生了!”
郭豫适点点头,率先迎上去,脸上堆着温和的笑:“这位想必就是许成军同志吧?我是中文系的郭豫适,忝任副教授,徐中玉主任临时有个会走不开,特意让我来接您。”
他伸出手,目光落在许成军身上时带着几分好奇,今日一见,倒比想象中更显沉稳。
许成军赶紧握住他的手,力道适中:“郭教授客气了!劳您特意跑一趟,我该登门拜访才是。常听人说起您的红学研究,尤其是去年那篇《评“红学”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》,我读了好几遍,您提出的‘文本客观阐释法’,真是戳中了前些年研究的要害。”
这话一出,郭豫适眼睛一亮。
面对搞文学研究的大佬,什么是最好的马屁?
当然是高手互相吹水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