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6章 长安三舍

　　自董卓乱政，洛阳一炬后，太学沦为荒墟，之后三十年战火频仍，兵祸不断，名噪天下的《熹平石经》也被乱兵乱民砸毁，太学停课前后三十余年。

　　至魏代汉篡立，曹丕重建太学。

　　如此举措，非止是恢复儒教，重塑文脉正统，更在于接续两汉太学脉络，为曹魏覆上一层『继汉统、承天命』的政治色彩，强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。

　　只是草创之际，曹魏太学规模乃至正规程度自然远逊前后两汉，校舍简陋，没有标准讲堂，只保证授课博士有屋可住，太学生顾不上，只能自己出资买房租房。

　　至于教材，便令工匠把受兵祸破坏的《熹平石经》重新集中起来，粘粘补补，勉强补好几通石碑，立于太学门前任太学生参看。

　　授课的博士人选亦因大儒难觅，不得不放宽标准，取消原本『年满五十为博士』的限制，才勉强凑出了十九位博士。

　　此外，曹丕还为太学创立了『五经课试法』。

　　初入太学者，为门人，相当于太学预科生。

　　预科生两年后须通晓一经，并通过考试，才能晋升为正式弟子。

　　太学弟子后续的晋升，均与通经数量、课试成绩挂钩。

　　通二经者，可补文学掌故。

　　通三经者，可擢太子舍人。

　　通四经者，可晋升为郎中。

　　通五经者，擢高第随才叙用。

　　多数情况下，若课试不通，允许留级跟随下一届学生再次课试，若通过仍可晋升。

　　这套制度，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定期考核，及通经数量来检验太学生的学习成果，并将课试成绩与官职除授直接挂钩。

　　曹丕意图通过所谓『五经课试』将儒学与官僚选拔体系结合，以此抗衡先前受禅称帝前向颍川士人妥协的『九品中正制』。

　　只是其核心仍固于经典记诵，而论记诵经典，十几二十岁才第一次接触正统五经的太学生，如何比得上那些启蒙便在背诵经典的世族子弟？

　　这也就意味着『五经课试法』选拔出来的人才，仍旧以二流学阀大族为主。

　　加上彼时九品中正制已然确立，官位迅速被门阀大族垄断，一个寒门子弟，进入太学成为门人后，需经历至少十年寒窗苦读与激烈竞争，最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随才叙用。

　　而一个高门士族的子弟，凭借家族名望和血缘关系，无需经历漫长的考核，即可通过『乡品』获得高起点官职，升迁速度远超太学生。

　　在这种巨大的机会成本对比下，真正有才华抱负的寒门子弟，要么选择依附于高门，要么另寻他路，太学并非最优之选。

　　而真正的高门子弟，如颍川钟、荀、陈、韩，更不屑于走这条艰苦且前途未卜的独木桥。

　　人生几个十年？

　　他们十年养望，早已『天下谁人不识君』了。

　　至于大汉，先前在蜀中一直没有设立太学。

　　昭烈入蜀为益州牧，只能设儒林校尉，主益学事。

　　昭烈称帝后，又开始东征，没有时间精力搞太学。

　　至昭烈中道崩殂，丞相摄一国军政事，又忙着恢复大汉民生国力，筹措南征北伐事。

　　直至关中大定，还都西京，不论是为了重塑天下文脉正统，还是强化大汉政权法理，抑或为大汉培养急缺的后备官吏，恢复太学都成了势之所趋，当务之急。

　　太学初立。

　　汉中、蜀中、关中，任何有志匡扶汉室的年轻人，都可以来长安申请加入长安太学。

　　大概是大汉北伐大胜，还都西京之故，消息露布天下后，报名者竟达五千余人。

　　其中来自陇右、关中的报名者三千有余，蜀中虽然道路过远，报名之人亦有两千出头。

　　由于朝廷定下的太学报名没有设置很高的门槛，所以很多人报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京，不学无术、滥竽充数者有之，最后通过初筛考核的士子有三千余人。

　　旧有的举茂才、孝廉之制，其弊端早已人尽皆知。

　　民间有歌曰：

　　『举秀才，不知书。』

　　『举孝廉，父别居。』

　　『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。』

　　举秀才、孝廉，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善政，但发展到现在，已全被地方豪族把持，成为了各方利益交换的工具，完全不能确保官员才德与朝廷意志相统一。

　　大汉如今虽也举茂才、孝廉，但已经不再是人才选举，而更多是一种荣誉，许多已在为官为吏时有了政绩且德行操守皆美的官吏，才会被赐以孝廉的名头。

　　茂才、孝廉既已无法满足大汉这个正在强势崛起的政权对人才的强烈需求，那么建立一套更高效、公平且贴近实务的人才培养、选拔体系，便成了大势所趋。

　　事实上，灵帝有过尝试，建立了所谓『鸿都门学』。

　　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，被引入门学之人，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于宰辅的侍中之职，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，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，进而失败。

　　灵帝痛定思痛，转向捣鼓『熹平石经』。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，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，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。

　　曹丕建立『五经课试法』，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。

　　为代汉称帝，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『九品中正制』，再不甘又能如何？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。

　　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，考一试，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，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。

　　所以说，想打破旧有秩序，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。

　　举孝廉、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。

　　而天下大乱，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，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，错过了便没有了。

　　光武建立的后汉，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『天下共主』，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，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『君权神授』的概念以维持统治。

　　曹魏禅代，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，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。

　　兼并了大量土地、人口的豪族，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，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。

　　世家门阀很强大，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，也很强大，这对于季汉而言，是挑战也是机遇。

　　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。

　　但居于高位，掌握实权的官僚，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，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，如此一来，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，远比曹魏小得多。

　　所谓『府兵制』，『农庄制』得以试行，甚至于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，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，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内耗。

　　『太学』亦然。

　　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，刘禅与丞相共同参详，并没有直接恢复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，而是仿效曹魏『五经课试法』，创立了更精密、更务实的『三舍法』，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。

　　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。

　　儒学，算学，工学，农学。

　　明面上最重要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。

　　其他几门学科，相当于挂在太学名下的杂学。

　　但实际上，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，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、工学、农学的士人、百姓，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，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将知识与经验传授、总结成书，甚至直接成为讲师。

　　至于配套的『三舍法』，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。

　　所谓『三舍法』，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，太学生分为外舍、内舍、上舍三级。

　　外舍为初级，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。

　　内舍为中级，员额三百。

　　上舍为高级，员额六十。

　　相当于外门弟子、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别。

　　太学生按『斋』管理，每斋约三十人。

　　由于长安不像洛阳，被董卓付之一炬，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，于是实行寄宿制。

　　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，回到斋舍后，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、自习。

　　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，进行升舍公试。

　　『升舍』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。

　　最关键的升舍，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。

　　以儒学为例，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，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，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，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、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。

　　这便是经义以外的『策论题』。

　　至于算学、农学，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、庶务的能力。

　　外舍升内舍，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、良等二百五十人。

　　定额选拔，毫无疑问，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争，汰弱留强，确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。

　　进入内舍后，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，便是仕途坦荡了。

　　上舍生，最终考核，由朝廷大臣主考。

　　成绩分三等。

　　上等者可直接授官，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。

　　中等者则可以“守官”，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、丞、长之职，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。

　　下等者，仍可继续留修。

　　非止如此，太学每月还会有学官主持的月度小试。

　　小试过后，学官负责评定太学生的课试成绩。

　　成绩分优、良、否三等。

　　积累一定的『优』，即可获得积分，假如积分攒够了却未能通过每年春考秋考，仍旧可以进入内舍，甚至上舍，不再是一考定终身。

　　此外，大汉在课试之外，还创设了典农官之制，太学生假若不能通过考核进入上舍，积分足够的话，可以选择成为典农官。

　　典农官名位初看不高，实则权责颇重，负责管理一两千农庄百姓，统筹生产、税赋、教化、赈济诸事，俨然半县之长。

　　朝廷明令，典农官若政绩卓著，经考核属实，将来也可直接升任小县的县长。

　　这便将官吏的选拔标准，从纯粹的经学学识，部分转向了实际的治理能力与政策绩效。

　　毕竟典农官这个职位本身就是最好的行政培训，成功者，无疑证明了自己具备管理一方的能力。

　　恢复天下，终究需要人来治理。

　　大汉苦于无人，更不愿好不容易打回来的江山，又交回到中原那群门阀世家手里。

　　只待将来荆州、中原郡县克复，原来大汉境内诸县县令、县长便可调任克复之县。

　　而这群主政一庄的典农官，将来便能直接晋升为小县县长，既解决了大汉无人的问题，也能保证他们确有治理一县的能力。

　　左冯翊临晋等地农庄能在剿匪、度荒、治蝗中高效运转，便有赖于一批不以经学见长，却强于实干的典农官付出的努力。

　　虽说制度草创，一切都显得有些仓促，粗犷，甚至连授课的博士、讲师都有些不足，长安太学生们大多时候还是在斋舍里自习、研讨，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。

　　但在实践中摸索，并不断革新，效果却是比构想一个完美的制度再小心施行要好得多。

　　至少通过『外舍-内舍-上舍』的三层筛选与定额淘汰，确保了最终能够进入仕途的，基本是有处理政务能力的精英。

　　而每月一小考，半年一大考这种高强度、短周期的竞争，远比曹魏两年一考、十年为官这种低强度、长周期、低效率的考核，更能快速、高效地为大汉选拔出可堪一用的官吏。

　　再怎么说，曹魏那边，脱离实际政务的五经课试法，考核的不过是太学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。

　　至于如何处理刑狱、管理户籍、筹措粮饷、兴修水利等具体行政实务，在经学中并无答案，这便导致了所学非用。

　　太学生十年后毕业为官，一切仍需从头学起，寒窗苦读十年，下了地方竟无一用处。

　　至于三舍法、策论课试法、典农官之制，则为具备真才实干、有志报国之士提供了凭才干、政绩改变自身与家族命运的进身之阶。

　　什么儒学经典，稍稍站边，一切以能力与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导向，一切以忠心大汉为导向。

　　这群人再怎么菜，也比门阀反噬要强得多吧？

　　在废墟上重建秩序固然艰难，但想从根本上逐步瓦解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，强化中央集权，真正做到三兴大汉，除了搭一套草台班子外，无路可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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