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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章 此子未来可期,中国文学可期

  

浙江海盐。

  寒风吹得卫生院门口的梧桐叶打着旋儿。

  余化摘下沾着消毒水味的口罩,白大褂口袋里还揣着半盒没送完的棉球。

  这是他当牙医的第二个冬天,手指因为反复握牙科器械,指节早已磨出硬茧。

  可心里的厌烦,比消毒水的味道还浓。

  站在卫生院窗口看街景时,他想到要一辈子守着这条街感到悲凉。

  “余医生,下班啦?”

  挂号处的老王探出头,手里举着张皱巴巴的报纸,“听说《清明》二期到了,许成军那篇《红绸》下半部,县新华书店门口排老长队了!我记得你爱看书,就跟你说一声~”

  余化的脚步猛地顿住。

  前阵子他在宁波进修时,偶然翻到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,被里面“舞女眉眼间的羞怯”“山间雾气漫过木屐”的细腻描写勾得入迷,夜里躲在进修宿舍,反复琢磨“怎么把人物情感藏进细节里”。

  同屋的进修医生得知他痴迷文学后,还曾以“过来人的身份”劝他放弃:“我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,也做过文学白日梦,你的明天就是我的今天”。

  余化回应:“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”。

  但讲真,他被川端康成这样细腻的笔法迷住了。

  中国有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么?

  “真到了?”余化追问,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。

  “刚有人从书店回来,说再不去就卖完了!”

  余化没再多说,脱下白大褂往宿舍跑,军绿色的帆布包撞在走廊的铁栏杆上,发出“哐当”响也没顾上。

  他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,揣着这个月刚发的28块工资,往新华书店的方向跑。

  街上的路灯刚亮,昏黄的光落在他沾着泥点的胶鞋上,他却觉得比往常跑得都快,好像再快一点,就能追上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
  那东西叫理想。

  书店门口的队伍果然排到了街尾,有戴老花镜的老师,有穿劳动布褂子的知青,还有抱着孩子的妇人,嘴里都在念叨“许成军”“《红绸》”。余化站在队尾,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帆布包的带子,脑子里突然闪过进修时同屋医生的话:“别做文学白日梦了,你的明天就是我的今天。”

  可他偏不想这样——他见过县文化馆的人,每天抱着书在院子里晃,不用闻消毒水,不用看别人牙疼时扭曲的脸,那才是他想要的日子。

  “还有最后五本!”

  书店伙计的嗓门炸开,队伍瞬间往前涌。

  余化攥紧手里的钱,终于挤到柜台前,把两块三毛钱拍在玻璃上:“要一本《清明》!”

  接过杂志时,他迫不及待翻开,先找“许成军”三个字。

  暖黄的路灯下,他靠在书店旁的梧桐树上,一页页往下读,连风刮得脸疼都没察觉。

  读到李小曼在电视台主持节目.古大强在月台上说“我等你回来”,似乎风里都是甜的。

  余化的呼吸慢了半拍,手指在“西装套裙是广州进的新款”那句下划了道线。

  川端康成写舞女的羞怯,是藏在眉眼间;许成军写李小曼的苦,是藏在西装套裙的褶皱里,是“看似光鲜,实则藏着没说出口的话”,这种“用细节装委屈”的写法,很细。

  当阮文孝出场时,余化突然靠紧梧桐树。

  余化想起自己当牙医的日子,每天重复“拔牙、补牙”,像被按在转盘上的陀螺,这不也是被时代裹挟吗?

  他突然觉得,许成军写的不是战争,是所有人的命运——谁不是被推着走,可总有人想往光里跑。

  越往后读,他越觉得手里的杂志重。

  看到结尾“许成军说‘死亡不是终点,遗忘才是’”,余化的眼眶突然热了。

  他想起自己写的那些片段,总在“人物性格”上打转,可许成军偏写“命运”,把小人物的悲欢放进四十年的时光里,有儒家的“大义”,有传统的“念想”,像把江南的雨和北方的雪揉在一起,比川端康成,多了份中国人独有的大气、温软和厚重。

  “这哪是战争?”

  余化喃喃自语,手指在“钢枪能保卫家园,却守不住逝去的灵魂”那句上反复摩挲,“这是写所有人的命啊。”

  风更冷了,他却没觉得。

  合上书时,发现封面“许成军”三个字旁,不知何时落了片梧桐叶,他小心地把叶子夹进书里。

  往卫生院走的路上,他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个念头:一是“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就好了”,二是“我真要当一辈子牙医吗?”

  路过县文化馆时,他特意停下来,看着窗户里亮着的灯。

  里面的人大概在看书、在写东西,不用闻消毒水,不用握牙科器械。

  余化摸了摸怀里的《清明》,封面还带着他的体温,突然觉得心里的厌烦少了点,多了点什么滚烫的东西。

  回到宿舍,他盯着“牙医”两个字看了会儿。

 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出这样的故事,可他知道,从今天起,他不想再当被时代裹挟的阮文孝,他想当那个往光里跑的人,哪怕跑得慢一点。

  1979年末的海盐,寒夜漫长。

  ——

  天津。

  冯基才刚画完一幅《天津卫风情图》,颜料还没干。

  他翻开《红绸》,本想找“战争场面”,却被许晓梅“要当七仙女”的俏皮话逗笑.

  作为写“津味市井”的高手,他最懂“热闹里的真”,而《红绸》里的许家,有陆秀兰的“泼辣”、许志国的“装严肃”,活像天津胡同里的邻居,比他画的“茶馆掌柜”还鲜活。

  “这烟火气!”

  冯基才跟文联同事叹道:“你看这一家子,有笑有泪。战争再大,也大不过‘妈拍女儿头’——这才是真人性!”

  京城知青宿舍。

  王晓博刚从云南回京,床底下还堆着插队时的旧行李。

  他借到《红绸》时本没抱期待,可读到许成军写“90年的中国”,突然从硬板床上坐起来。

  作为读遍萨特、罗素的“思想野小子”,他见多了“反思过去”的,却第一次见人敢在1979年“预言未来”,还把“儒家大义”和“科技想象”揉在一起。

  “这思路真野!”

  他反感“假大空”,可许成军写“未来中国强大了,没人敢欺负我们”,不喊口号却让他热血沸腾;读到阮文孝的迷茫,又想起自己在云南赶马时的困惑——“人为什么要被时代推着走”。

  末了他把《红绸》压在《西方哲学史》下,心里琢磨:“以后我写,也得有这‘敢想敢写’的劲。”

  京城

  机关大院的槐树上挂着残雪,王盟刚批改完《人民文学》的稿件。

  他从公文包掏出同事捎来的《清明》二期,封面“许成军”三个字让他想起半年前读《试衣镜》的惊艳。

  当时他还笑“这小子敢把镜子写成中国魔幻”,此刻翻到《红绸》里阮文孝问“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,现在为什么打我们”,手里的钢笔“啪”地落在稿纸上。

  “好一个‘镜像视角’!”

  王盟对着台灯喃喃,在“越南士兵”的段落反复扫视。

  他写过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的理想主义,也懂特殊年代“人性被拧巴”的滋味,可许成军偏敢把“敌人”写得迷茫又可怜,不贴标签、不喊口号,像把机关大院里藏着的“复杂人心”,搬到了谅山的猫耳洞里。

  读到最后,他眼眶热了热:“20岁能写出‘记忆的重量’!天才!天才!”

  他和那些小年轻不一样,他能看出这篇长篇的价值。

  国内过去有好作品么?

  他想是有的。

  但是上一次在文风上、写作技法上、行文逻辑开先河,写出了不一样的内容是什么时候?

  大抵是讯哥儿写《狂人日记》。

  这作品有多厉害?

  可以这么说,这篇《撕不碎的红绸》如果是他的作品直接能把抬到中国近当代文学的第二梯队。

  第一梯队只有一个。

  还是讯哥~

  他犹豫片刻,从包里拿出张稿纸,一笔一字写了起来。

  而与此同时,全国所有热爱文学的人、所有能够被《清明》辐射到的地方,都在为《红绸》里的故事心折。

  许成军火了?

  不对,说火已经有点埋汰他了。

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文坛已经不把他看做青年作家,而是有实力的作家、学者。

  即使他才20。

  但无所谓,虽然文坛少不了什么余化、jk.罗琳这样的大器晚成的例子。

  但是天才才是文学领域更让人信服的代名词。

  雪莱二十岁创作《麦布女王》,兰波二十岁前完成《醉舟》《地狱一季》,雨果二十岁出版诗集《颂歌集》.

  谁介意多个许成军?

  ——

  1979年12月25日。

  《人日》文艺评论版刊登了一篇题为《红绸破茧:论许成军〈撕不碎的红绸〉的叙事革命与人性深度》的长文。

  署名“王盟”。

  彼时京城机关大院的残雪还挂在槐枝上,这篇带着温度的评论,却在文坛掀起了滚烫的讨论。

  它不仅是一位文学前辈对后辈的盛赞。

  更是对70年底最后一年的中国文学“破局之作”的精准定调。

  “读许成军《撕不碎的红绸》,如见一柄利刃剖开时代的脉络。

  当多数战争题材还在‘我方正义、敌方邪恶’的单向叙事里打转时,这个20岁的青年,竟敢把越南士兵阮文孝的迷茫写进纸页:‘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,现在为什么打我们?’”

  文章开篇便直击1979年文坛的核心症结。

  王盟以自己写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的经验为参照,点出“特殊年代的文学,多是把人性拧成标签”,而许成军的“镜像视角”恰恰打破了这种桎梏:“阮文孝攥着母亲织的布包,许建军藏着黄思源的搪瓷缸,两个士兵隔着硝烟的迷茫,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——这哪里是写战争?是写所有被时代裹挟的‘人’。”

  他毫不掩饰惊叹:“我批改《人民文学》稿件十余年,见多了‘敢写’的新人,却少见‘会写’的天才。许成军的厉害,在于他把‘敌人’从符号里解放出来,让阮文孝的困惑比十个英雄口号更有力量——这是对‘人性复杂’的尊重,更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。”

  作为亲历文学变革的前辈,王盟对《红绸》的叙事突破有着旁人难及的敏锐。

  他在文中将其与鲁迅《狂人日记》并论,并非妄言,而是精准捕捉到“开先河”的共性:“鲁迅以‘狂人视角’撕开封建礼教的假面,许成军以‘多重视角’解构战争的荒诞。

  前者是‘呐喊式’的破局,后者是‘沉静式’的深耕,却同是‘文以载道’的当代延续。”

  他细析《红绸》的叙事魔法:“写许建军的愧疚,不直接说‘我对不起思源’,只写他左肩永远微沉的弧度,写他夜里摸出搪瓷缸的动作;写李小曼与古大强的错过,不喊‘时代弄人’的口号,只让她在电视台念‘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’时泣不成声,让他在修鞋铺墙上贴她的节目照片。

  这种‘以细节藏深情’的笔法,比我当年写《青春万岁》的理想主义,多了份对人性的体谅。”

  更难得的是,王盟点出《红绸》超越时代的价值:“它不是简单的‘军事’,是横跨四十年的‘命运史诗’,从三线建设的钢钎火花,到谅山战场的红绸血迹,再到许念安手里的半截木梳,时间在文中不是线性的刻度,是缠绕人心的绳。这种‘时空折迭’的叙事,放在世界文学坐标系里,也足以与《静静的顿河》这样的作品进行史诗感对话。”

  “文学的终极,是写‘记忆如何塑造人’。”

  王盟在文中浓墨重彩地分析《红绸》的人性深度,尤其推崇许成军对“创伤记忆”的书写。

  “黄思源刻了一半的木梳、许建军肩背的旧伤、阮文孝墙上的中越文字对照,这些‘未完成的念想’,相比‘英雄事迹’,更见人性,这是只有懂生活、懂人心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。”

  他驳斥彼时文坛对“年轻作家缺沉淀”的偏见。

  “有人说20岁写不出厚重,许成军偏用《红绸》证明,厚重不在年龄,在对‘人’的感知。他写陆秀兰偷偷抹雪花膏的雀跃,写许志国拆录取通知书时的手抖,这些烟火气的细节,让战争背景下的家有了温度,也让‘家国’二字不再是空洞的符号——这是儒家‘大义’与‘人情’的最好融合,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学底色。”

  “若问《红绸》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何位置?我敢说,它是‘后伤痕文学时代’的破茧之作。”

  王盟在文末毫不吝啬地给出定位:“过去我们有《狂人日记》撕开封建枷锁,今天我们有《红绸》解构战争叙事;前者让文学敢‘呐喊’,后者让文学会‘沉静’。

  两者相隔六十余年,却同是‘以文醒世’的火种。”

  他以前辈的身份为许成军正名,也为文坛指路。

  “许成军的天才,不在于‘敢写’,而在于‘会写’,他不回避战争的残酷,却也不放弃人性的微光;不否定时代的重量,却也不淹没个体的悲欢。这种‘不偏不倚的清醒’,正是当下文学最需要的品质。”

  文末留了句“20岁能写出‘记忆的重量’,此子未来可期,中国文学可期”。

  当这篇评论随着《人民日报》传遍全国时,魔都的复旦校园、京城的作协机关、山城的巴南图书馆.

  无数人捧着报纸讨论《红绸》。

  这一年,记者赵中项在采访《红绸》读者时,第一次用“现象级”描述《红绸》,形容文学新作大卖。

  这一年,萧潜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,面对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文学的提问时,他谈到了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甚至是迅哥儿的《狂人日记》。

  美国记者追问:“萧,我说的是现代文学,不是古典文学,你懂我的意思,是像《索菲的选择》《监狱鸟》这样的作品。”

  萧潜一时间哑口无言。

  良久,旁边的学生递过来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《撕不碎的红绸》,作者:许成军。

  萧潜犹豫片刻,还是说到:“我们的青年作家许成军的《红绸》可以是堪比世界现代文学名篇的佳作。”

  台下的美国师生、记者窃窃私语。

  但是第一次,《红绸》的名声出到了国外。

  12月18日。

  《纽约时报》“图书与艺术版”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来自中国的文学回应:爱荷华写作计划上的〈撕不碎的红绸〉》的报道。

  记者约翰罗德里格斯以略带调侃却暗藏审视的笔触,记录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现场的戏剧性一幕。

  这场本聚焦“中国古典文学”的对话,因一本名为《红绸》的中国,第一次让西方文坛瞥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的鲜活一角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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